写作帮助理解

      一边看，一边很想写些什么，怕明天就忘了，当然也是因为如阿伦特所说，写作的同时也能有助于自己的理解。

      如果说当时德国社会给人的那种震慑在于迅速的“空气抽离”所造成的“断层”和“裂痕”，那么与之相对比的就是现在某些地域的“温水煮青蛙”式的“沉沦”，圈子的破裂、朋友的背叛，导致的是整个社会的分崩离析，于是大家各走天涯，从此成为路人，这是1933年“断层”的开始。而奥斯维辛，直接在巨大的震慑之后，永远地为这个世界和对人性的感知打上了“裂痕”的标签，就像911一样，逝去的永远都逝去了，现在的世界和当初再也不会相同，过去已然再也无法重现了。

      然而，和当年的那种状况对比，阿伦特依然看到了当年有些人被迫的境遇，甚至是可笑的一面，因为这其中或许存在着犹疑，至少是内心明晰的愧疚，只是出于利益，在表面要装作服从。但现在呢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或许道德已经不再属于自己的考虑范围内了，“沉沦”不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，而是全然变成了享受。正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铸就了公共关系，但在现代社会中确已开始进一步散架，即使没有了外在的暴力的突变，内心却也可以自愿选择用沉溺于消费来自我麻醉。

      应该说，阿伦特把这个世界看得很清晰，但她本人却仍然兼具保守和矛盾的一面，即使在学术上再理性，但她的个人经验依然让她保有对各个社会关系圈的情感，而无论别人怎样质疑和诋毁。在某种程度上，她越是无视、越是嘲讽，就越表明她的在意。她是勇敢的，因为她始终在尝试通过个人社会的经验来帮助思考，就像她最后说的，人必须投入到公共领域的冒险之中。因此，与其说她信任他人，倒不如说她觉得一旦人与人之间不可相信，整个世界就会崩塌，她是为了不让这一末日到来，才倒逼着自己去“冒险”。

      但与此同时，她的自恃清高又迫使她始终游离在关系圈的周围，而不进入到内核之中。对当年德国的学术圈是如此，对后来的锡安以及犹太复国主义也是如此。而当她一旦发现其中的问题，她就逃跑了，不想反驳，也不想对抗，这种对抗不是针对敌人的，而是对朋友的，例如海德格尔，又例如对《耶路撒冷的艾希曼》这一著作有争议的犹太人，每次高斯一提到，她的反应就是“我不想多说”或者“对于这我没有什么可说的”。她的反应体现出，她知道其中的矛盾，可在情感方面而言，她无法完全理性。

      所以，她一面热衷于回到德国感受德语的亲切，一面会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看待今日的德国政治方向；一面告诫别人要热衷于公共领域的“冒险”，一面有点清高地承认自己也曾“看不起别人”。这种矛盾的性格与张力，或许反过来也铸就了她作品的独有视角与风格所在。